由清华大学与中国人民外交学会联合举办的世界和平论坛于星期五(7月3日)在北京举行。论坛设置了第二场大会,邀请了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的学者,共同探讨“大国关系与世界和平”这一议题。该会议由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名誉院长阎学通主持,与会发言者包括俄罗斯科学院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研究所主席登金、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贾庆国、欧亚集团荣誉主席库普坎、牛津大学新学院院长尼布利特以及法国国际和战略事务研究所所长博尼法斯。
美国欧亚集团荣誉主席库普坎(Cliff Kupchan)在北京举行的世界和平论坛上表示,当前全球正经历一场“地缘政治衰退”,大国维护国际秩序的能力和意愿均有所减弱。他指出,由中美主导的“弱两极”格局加剧了与其他国家互动时的复杂性,并可能引发冲突,例如近期的美伊冲突。因此,他认为中等强国应积极推动建立新的安全机制和国际制度,以降低战略风险。
库普坎分析,国际体系陷入“地缘政治衰退”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没有哪个大国或集团愿意或有能力承担维护国际秩序的责任,而美国作为传统霸权,正在主动削弱其建立的国际秩序;二是全球的权力平衡与现有秩序不匹配,例如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长期缺乏来自“全球南方”国家的代表。
他警告说,在地缘政治衰退时期,硬实力对国际局势的影响将超过制度性调停,战争风险也会随之升高。库普坎将当前局面与20世纪30年代进行类比,那段时期也经历了类似的“地缘政治衰退”,并最终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他认为,当前的美伊冲突和俄乌战争都凸显了全球治理能力下降的风险,而人工智能等新技术革命的出现,恰逢全球治理能力最薄弱的时期,使得局势更加严峻。
库普坎认为,当前世界仍处于美中主导的“两极体系”之下,但与冷战时期不同的是,中美两国都更加关注国内事务,阵营的凝聚力显著下降,从而形成了“弱两极”的格局。在这种格局下,一个由欧洲国家、俄罗斯及“全球南方”主要国家组成的“中等强国体系”正在形成。这些国家普遍在中美之间采取“对冲”策略。他强调,真正的风险并非来自中美两国之间的直接冲突,而是中等强国与两极体系互动所带来的不稳定性,并直言“我们正生活在一个极其危险的时代”。
库普坎建议,中等强国应主动构建新的安全对话机制和国际制度,并促使联合国安理会“五常”恢复定期协调,同时邀请“全球南方”的重要国家参与讨论。此外,中美两国应借鉴冷战时期美苏在军控和竞争之间适度分离的经验,将核武器等关键安全议题与整体竞争区分开来,在竞争中保持必要的合作,以降低战略风险。
英国牛津大学新学院院长尼布利特(Robin Niblett)进一步阐述了中等强国如何应对新的国际格局。他指出,美国已成为国际秩序的“破坏者”,而中国在欧洲则逐渐被视为“搅局者”而非“稳定者”,这与中国不断扩大的贸易顺差以及对稀土等关键资源实施出口限制有关。
然而,尼布利特也认为,中美两国在展示自身实力的同时,也暴露了各自的局限性。中国在欧洲、东南亚和拉美等地面临越来越多的贸易政策反弹;美国在发动关税战后贸易逆差依旧居高不下,并且在伊朗、乌克兰等问题上未能达成预期目标,两国均未能成功建立起自己的势力范围。
尼布利特提出,尽管中美两国元首的峰会为战略竞争提供了暂时缓和和建立互信的机会,但这并不会形成新的世界秩序。他认为,除了中、美、俄等少数能够独立制定规则的大国外,其他国家都需要一个稳定且可预期的国际环境。
他建议,中等强国应首先加强彼此间的合作,通过区域合作来提升自身的战略能动性。他举例说,日本正加强与东南亚国家的合作,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埃及和巴基斯坦也在尝试承担更多地区安全责任,印度与日本也举行了峰会。这些举动表明,世界并非走向“去全球化”,而是进入了“再全球化”的阶段。
其次,中等强国应提升自身实力,在人工智能、能源和产业等领域增强竞争力。同时,它们也应继续与中美保持务实合作。他提到,美国正通过“矿产安全伙伴关系”等机制加强与中等强国的合作,而欧洲、巴西等国家在气候变化等全球性议题上,也必须与中国合作,因为无论是技术还是市场,都离不开中国的参与。
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同一天出席了世界和平论坛的开幕式。他在致辞中强调,中国坚持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和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并愿意与各方加强合作,共同推动建立一个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他还就完善全球治理提出了四点建议,这些建议在很大程度上延续了中国政府于6月17日发布的关于全球治理白皮书的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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